在森林中舞动月光

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看过很多事情，想过很多问题。看来看去想也想不明白的事情还真不少，足球就是一个。这也是足球对我最大的魅力之所在吧。我是个喜欢足球的人，不过对于足球，初中以后我就只踢不看了。用我爸的话来讲，咱实在着不起这个急。不过这次倒真是实实在在的切身感受了一把足球的火爆，见证了这一次“京津之战”。

似乎很早以前，天津对北京的这场球赛就被炒的很火了，上一次在北京吃了大亏的天津球迷们，很早前就点燃了这个城市复仇的火焰。我本来没想过去看，还总跟周围的同学说，最好别去，再闹出什么事情来多不好。可是到了比赛当天，CC打来电话说给我留了一张内部的票。可能是内心积蓄很久的对足球的冲动，可能是前一段时间论文取得重大突破后的轻松，我决定去凑一凑这个“热闹”。

震天的喊声一直持续了整场比赛，据说普通的票最高炒到500一张。赛场上举侮辱性标语的，扔“绿毛龟”的，大声的国骂全场回荡，电子绿光照在国安球员的身上闪闪发光。开场好几十分钟，我都一个人安静的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以至于我身边的几个哥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我忽然意识到不对劲，他们别再以为我是北京球迷了吧，刚好这时候北京队一次犯规，我抓住这个时机一下子跳了起来，用纯正的天津话大呼：“犯规，红牌，快把他罚下去！！”表情愤怒且故意僵持了几秒，回头看我身后的哥们冲我笑，“哥们你别激动，这不至于红牌！”

散场之后，我便立刻快速的溜了出来，找泰达的朋友去吃饭，过了三个小时赶轻轨经过球场的时候依然球迷不散。套用最近一句很流行的句式来说，他们看得不是足球，是寂寞。回来的车上，人们依然喋喋不休，不过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变得朴实而内敛，一副副乐乐呵呵的样子。我于是开始思考，足球的这种娱乐到底该不该时时刻刻的充满道德评价。

我不是一个喜欢大喊大叫的人，在场外看到那些疯狂的球迷也常常不理解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这么情绪化，但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安静的坐在座位上，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冲动要喊出来。有句话突然闪现在我脑海里：“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战争时期的和平。”我总觉得，男人的骨子里面是有战斗性的，也需要一个适当的合理的方式来表达和发泄。如果失去了途径便会走向极端。“国民越绅士，球迷越流氓”的道理在英国和德国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此，任何一个血性的男孩子站在球场上都是感性大于理性的。就像那个写二战题材批评希特勒纳粹残暴的作家说的，我这么理性的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对的，但当游行的队伍经过我面前时，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站进去参加战斗。球场上的球迷也是这样，在一个强大的感性环境下，个人的理性显得微不足道。

当这种感性寄托了城与城的归属时，人们便自动分成了两边，开始对垒。理性上我会说是人们自己太狭隘，反正都是踢得这么差，谁赢谁不过也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事，但亲身站在球场上，你会发现那或许真的是一个很过瘾的过程。内聚力越强，排外力就越强。一个城市的人都聚在一起，对手便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另一个城市了。其实北京和天津结下梁子是很有历史的，北京人看不惯天津人土里土气，俗不可耐不入流，天津人看不惯北京总拿自己当大爷，摆谱不说，什么事还特矫情。但说实话，离得这么近的两个地方，人和人能差得了多远。我和我的北京朋友们都处的非常好，也自然能和天津老乡打成一片，我总觉得，“真正的敌人都不在你身边，主要是你还没有成熟到看得那么远。”

其实男人喜欢足球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学习压力大的时候，踢场球，会会朋友聊聊天，是非常有益于身心的事情，可是看球就不一样了。看场足球牵动着每一个内心火热的男儿的心，你踢得好看他自然就喜欢，踢输了肯定不高兴。正因为足球具有了娱乐性，大家才把他当作娱乐。但是在中国，太多人活得太累了，苦难太深重了。外国看球是享受这个过程，中国人看球大多是去骂人发泄的。在职场上压抑情绪的人、失恋以后狂躁而颓废的人、闲来无事起哄的人、无论懂还是不懂就是来打架的人。这些跟足球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给足球作出任何贡献的人，都可以戏弄一下日渐衰败的中国足球。想怎么骂就怎么骂，想骂的多难听就能骂的多难听，这在现实社会其他领域是不可能做到的。就像你不可能指着鼻子撕心裂肺的骂一个即使你不喜欢的人，却可以在球场上完全脱下那层脆弱的绅士外衣，尽情抒发野性的一面。从某个角度讲，在足球领域不应该对观众提出太过分的要求，不能让观众和球迷都是去研究和理解足球的，毕竟球迷的身份就是球迷，没有狂躁与愤怒，足球也就少了一丝魅力。

进一步想，足球场上看到的东西都是社会缩影。改革开放这些年，整个社会都是功利的，何止球迷。社会转型期的浮躁的心态表现在各个行业，又何止足球。只不过足球这种运动是面对面的竞争，任何手段都掩盖不了你的实力。所以“火气”也是面对面的，打架和争斗都是面对面的。这么多年来，做足球的人都是在夹缝中生存。踢球的人也是，他们虽然踢得不好，但至少没自己娱乐自己。有些时候我甚至会可怜那些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男人，他们本不该是这个国家踢得最好的11个人，只是这个国家没能力调整自己的机制去选出并培养更好的人。他们不能人尽其才，却背负了这么大的希望。都是年轻人，被几万人指名道姓的骂“傻×”，他们被要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总觉得，一件事情最大的悲哀，是伤害别人的人和被伤害的人都有难言的苦衷和苍凉的无奈。

在球场上，骂得多难听或许都不是真的多恨对方，人们只是自己陶醉在那群体的狂欢的气氛中。也许天津和北京球迷之间的新仇旧恨真的不再重要，即使我们都知道下次天津球迷在工体也会是一样的“礼遇”。一场球，两座城，在这样的你来我往中，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对结果别太当真，更不要把这种怒火转移到超出足球本身的道德评价中去。

经济学家用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函数决定资源配置，偏好、资源、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一个最大化的解。进而我们得到的结论和解释，是因为技术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从斯密到凯恩斯，在新古典形成之后，开始没人研究技术生产函数了。1870年到现在，特别是弗里德曼爷爷，已经研究得比较清晰，货币才是这个社会最为关键的因素。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作用，但是我们把关系弄反了。技术进步不是这一切的源头，源头是货币发行。也就是说，并不是技术进步促进了通货膨胀，而是通货膨胀促进了技术进步。

所有的社会经济体都是因为货币在流转。资本主义的货币已经基本上不是交易媒介。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哪里？当然是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又从哪里来？商业银行的货币增发。如果商业银行的货币供应不增加，任何商业无法增值。所有的经济都是买卖过程。通过货币，所有不同的东西都加总在一起，国民收入的总量，体现了所有的社会关系。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竞争才能使得这个社会维系稳定。货币不是外生的，不是中央银行可以随便增发的。当大伙比谁挣钱多的时候，政府发行货币的随便性使得大家无法公平比较。

政府看经济形势不好就增发货币，看经济过热就紧缩，这种简单的协调实在不合逻辑。原理上的问题在于，这是背离资本主义信仰和游戏规则的。（假期的时候亚迪推荐我一本马克思韦伯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我启发颇深，但这是另一个议题了。）假如有一天不发货币了，所有的企业绝对不会挣钱。而假如有一天发行货币了，只要你参与了市场经济便一定挣钱，而挣得多少不在于你自己经营的好坏，而是发货币发了多少。

所以货币供应量是最重要的。这个值一定要稳定。它长期增长率一定要等于企业利润率或者货币利息率。如果货币增长量稳定的等于货币利息率，资本家们一定可以赚到一个利润率，当然微观上讲总是有赚有赔，但这样的前提下大家可以玩这个游戏了。

中国的不公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借钱人并没有证明他们可把钱用得比别人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能使社会资源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中小企业贷不到钱，中国的钱砸下来，砸在那些垄断的行业，如石油、电力、通信、金融，你只要跟着在里面混就可以了，致富就是这么简单。可是真正的关键，是这些钱到了富人的口袋里，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的变动。基本消费品的生产降低，高端消费品的生产增加。所以越生产富人消费的东西，富人越赚钱。钱都在富人生活的圈子和工作的行业里转来转去，没有流到穷人手里的途径。郎咸平口中的“二元经济”或许就是这么来的。

现时代的世界里，你属于人类的意义就是关于价值多少的一个数字。被会计们随意加减乘除后，印在头脑里成为个人的标签。这数字的增长表明你的进步，表明你的生活更合理更好。有金钱衡量每走一步的得失成败，你似乎走的更为踏实了。在生存竞争中，你可能击败很多人，也被很多人击败，这使你拥有一种属于自己的存在哲学，并且深以为是。那些数字在各国央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债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及经济实体之间流动，却无法弄清它们意味着什么。除了计量你工作成果的金钱还在以数字的形式在各种商业票据间流动闪烁，你多半什么都留不下。

最近听说刘德华出事了，原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结婚被人家知道了。大家都说刘德华是谎话天王，据说积攒多年的人气一路暴跌，而他本人也公开致歉，狼狈不堪。按照我的逻辑，“人家结婚关你什么事情”。可是想一想自己可能已经老到不能理解粉丝文化的地步，就想起另外的话题，假如大家真的喜欢他，情感上控制不住要了解他，那么他说谎话这个事情应该怎么看待呢。我在之前写过《装与不装》和《再说装与不装》，那这篇就叫《还说装与不装》吧。

我们鄙视说假话的人，鄙视即使是善意的谎言。在我看来，许多事情，包括人间的人际交往，即使是装腔作势的，即使是虚情假意的，但是只要你能做的很到位，很完满那也是好的，至少强过真心实意却总是把事情搞糟。在情感上我们力图是真实的，但是在方式上我们力求要有技巧性。前者如果做不到，委屈的是自己，后者做不到委屈的是别人。如果一定要委屈，那委屈自己好了。刘德华不宣布结婚恐怕更多的是为歌迷考虑，毕竟这是个动不动就有人为偶像自杀的时代，而且也确实曾有人为他搞得家破人亡。男女之爱是人之常情，被迫隐瞒受委屈的也是自己，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真的不应该责怪他，谁让我们的歌迷群体这么不理性呢。我们平时说想做个好人，都是在大事情上让自己远离做坏事的环境，以减低变成坏人的概率，可是有些时候还是有很多极端的事情发生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宽容呢还是应该批判呢？

很多人不是第一流的人，却有第一流的表现。有些人说刘德华伪君子，伪君子又怎么样呢？一个虚假的人一直做好事，做成了习惯，谁说对他来讲这不是一种成长呢？《无间道》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刘建明一直想做个好人，只是没人给他机会了。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自己堂堂正正做个好人铺平道路，可是却在这修补人格的路上越陷越深。想想今天刘德华真的应验了电影中的心境，有点讽刺。或许是《无间道》这片子拍的太好了，好到扮演刘建明的陈冠希和刘德华都在生活中也进入了电影。“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片中另一句名言，“很多时候往往是事情改变人，而人改变不了事情”。青春年少或许不该太过“宿命论”，可什么事情都得讲求个度。一味的求真，只会在生活的跌宕中摔得头破血流。

人格也是需要锻炼的，我们不应该在一个人主动锻炼自己人格的过程中加入太多的嘲讽和价值观的批判。尝试改变个人性格的锻炼是艰难的，这种锻炼正如身体的锻炼一样，大多时候甚至远远难过了身体的锻炼。运动员的锻炼中，一开始没有这么好的速度和高度，但日以继夜的努力以后，忽然有一天发现可以达到那样的速度和高度，这就是进步。人格的锻炼不也如此吗，也许一开始并不是出于本意，但是更有心的学习同样的做法和方式，当这种善意和技巧的表达成了一种习惯，一开始的伪君子也就成了真君子。好人往往是逼出来的，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对这种初始人格锻炼的生硬与刻板显得苛刻而不理解，大多数时间我们因为拆穿了别人一点点善意的谎言而痛快淋漓，却忽略了人家这样做可能是害怕伤害到你。

据我观察，大部分伟大的人都或多或少有装腔作势的成分，可是故意的成为伟大的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别人做好事，你也跟着做，哪怕是学的或者装的，只要你做个不停，不也是君子吗？“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做好事难道害怕弄假成真吗，我看这样的弄假成真是越多越好的。在南开听讲座，专家学者对周恩来也有很多负面评价。无论是文革中的表现还是人际交往中很多问题的把握都可以看出周总理并不是简单的善良。但整体来讲，我们仍然爱戴他，因为他很不容易。人们说他是“完人”，我一直觉得言过其词，但是当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周到那么细腻，至少他在努力周全。即使是假的，那又怎样呢？永远做的跟真的一样，那就是真的。即使这爱戴包含着“不了解”和“了解而不理解”，但每每看到有人自发的到总理像前鲜花，我总是感动不已。

我们中国人讲中庸，讲辩证，可我们却常常在人格里忽略这一点。过去我们简单的面对“好与坏”，认为人性只有黑白双色，今天我们在人格的多元化认识下懂得去多角度评价一个人，但是关于“真与假”，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它们的辩证关系。而在真与假面前，人们做事的心态太复杂了。一味的求真，只会逼得你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挖掘别人的内心。而当那种类似于文字狱一样的观察人和事的方式出现时，就会出现文革那样的人性悲剧。

很多人强调真诚，鲁迅说“太假”，王朔说“你别装”，易中天说“伪君子”。可在我看来，这人世间真真假假实在太复杂了，即使是李敖这样惯常讲真话的人，也只能勉强说“我只能说我自己没说过恶意的谎言”，言下之意，善意的谎言或许是人性韧度的一种需要。与其说“宁作真小人，不作伪君子”，毋宁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间这么复杂，有时候真的觉得，对得起良心就好了……

在历史上的金融专著中只有两个词曾经被赋予“伟大”的称号，《The Great Game》（伟大的博弈）和《The Great speculation》（伟大的投机）。资本主义创造的是一个游戏，而博弈和投机是这个游戏的最高境界。博弈和投机靠的又是什么呢？

资本主义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各种各样的，靠不同的社会关系维系起来的因素很多。但是人们除了生产、吃饭、还有很多共同的活动。原始社会都有血缘关系，族长是“话事人”，形成了一大家子的关系。奴隶社会里，两家子人打起来了，赢了的那个成了奴隶主，输了的那个成了奴隶。封建社会里，人们意识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整天打来打去很不好，要找个人维持治安，进行封建统治。但是资本主义就不同了。

14-15世纪，文人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开始了，核心便是争取自由。社会的潜台词是，原来的游戏不好玩，封建统治者让社会底层的人上不去，而人要有自由，人文主义里思想和文化开始凸现得很重要。可能是一个看似偶然的契机，和这种思想结合的“商人”出现了，赚来的钱开始变得很有用。因为钱是自由的，可以订立合同，人们之间为了钱而自觉的变成了奴役与被奴役，甚至还竞争着被奴役。统治者开始犹豫，究竟是凭权力还是凭金钱来左右这个社会呢？资产阶级革命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的标志---金钱的地位从此奠定。

资本主义是现代游戏，所有的东西都和钱连在一起了。前面的社会，人们的关系是按照权力指定的规则来进行，金钱不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大概也是因为那些时代没有统一的货币，人们的价值观以各种各样的载体分布于社会各个环节。而资本主义的货币不但形式简单便于交换，而且走向了高度虚拟化。最重要的是突破了“不能任意发行”的限制。

正是由于这些，这个游戏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文明，看得见的主要是物质文明。资本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之后，马上出现了工业革命，财富开始成倍增长。近一百年人类的进步超过了以往所有的时代的总和。

依靠货币，人们才能够玩这个游戏。没有钱，人们之间则完全不能比。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无法量化，一个不能比的社会大家就不能一起玩。而资本主义给所有的东西都标上价。金融的本质就是用钱来玩钱，投资用货币计价，最后算得出来多少钱，然后比谁挣钱多。

更重要的是，货币成了人性抒发的最好载体。有钱人不再害怕，因为钱是他们对抗恐惧的工具。任何惩罚和代价都可以换算成金钱加以弥补。试想如果不是网络媒体的监督，有多少飚车的胡斌可以撞死了人后抖抖手中的钞票，万事大吉。很多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说到底，不过是为了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并不是一句现代的话，但是资本主义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钱除了能对抗自我的恐惧，进而演变成制造对别人的恐惧。钱变成了支配别人的权力。技术进步已经使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至少是初级消费品和生活必需品，应该是应有尽有的。经济危机中我们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而需求不足。我们的企业家想着法子变了花样想把产品能卖出去，以求利润可观。但是有很多人，包括农村人和城里的低收入阶层得不到这些东西。东西是他们生产的，房子是他们盖的，但是他们不能拥有。他们得不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发达国家的穷人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应该是足够的。何况在我们这个世界工厂。

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卡在“货币”这一环节上的力量，使得资本主义富人倒牛奶穷人吃不上饭的事实在中国上演。不是谁生产谁拥有，而是谁能够合理合法的赢得资本。社会的价值不再是多元的物质贡献，而是统一成“您有钱吗”这句看似冷酷却极为实际的潜台词。

于是，资本主义就演变成一个比谁挣钱多的游戏，因为货币就是价值。资本家想赚更多的钱，都想投资，投到哪里哪里就涨价，越是涨价越是形成对该领域内的非资本持有者的生活胁迫。而在追逐货币的过程中，人们忽视了价值。马克思说有一个跟使用价值毫无关系的价值，就是货币。没想到多年以后，这个货币成了资本主义这个游戏的颠覆性力量。

现代经济学本质上讲就是研究资本主义这个游戏规则的。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应该研究的是货币，也就是这个游戏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人说，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来弥补我们落下的发展生产力的课程，进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稳健。但在今天发现，我们玩这个游戏玩到这个地步，很多人甚至到不了温饱，比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玩的还登峰造极。这是我们上一代以及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深刻反思的。

许多年以后回过头看，过去的几年一定在世界历史上有着不平凡的地位。有太多格局在发生改变，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在这里面，金融危机是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词。最近一直在静下心来重读很多经典的文献，冥冥中试图在纷繁复杂的危机表现中寻找到经济学这个学科的一种原罪似的信条，却又在和朋友的讨论中对经济学有了很多更新的认识。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学科的不可捉摸，经济学似乎中了毒。

经济学家最大的本事，就是使用同样的经济数据，在同一个问题上推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而且是至少两种，甚至更多。这在其他学科是不常见的。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常常用计量经济学的公式加上我们熟知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出来的很多结论是截然对立的。小事情无所谓，大事情可就不能含糊了。

金融危机的延续已经很长时间了，从07年的8月份慢慢浮出水面，我开始读研的那个九月份第一次正式的听到次贷这个名词，到去年9月份雷曼倒掉迅速升级为金融风暴并扩散成全面的金融危机。很多媒体都有很多报道，很多不着边际的人开始胡说八道。但是奇怪的是在理论刊物上，也就是在在顶级期刊，基本上没有任何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即使是美国的经济学家，除了克鲁格曼爷爷趁着刚得到诺贝尔奖的劲头表表态，也都缄默不语。这个时候我们终于知道，在灾难面前不存在任何权威人士。

书店里一本接一本的金融危机的书摆在畅销书的书架上，仔细一看都不是专业经济学家写的。谨慎的经济学家其实早就不敢多说了，因为对金融危机的走势、时间和损失影响等方面的预测上，经济学家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有的人的说法不完全准确，有的人的说法完全不准确。

到底金融危机影响有多大，即使这个看似简单问题的估算，也难道了包括美联储在内的所有的人。格林斯潘说这个是百年一遇的，媒体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难，但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估计到这场危机的杀伤力有多大。伯南克这个原先普林斯顿的经济系主任，真的不适合做美联储主席。要不是这次保尔森的问题更大，很可能华尔街就要倒戈伯南克了。国会听证会上，他关于经济危机的损失从1000亿涨到2000亿再到5000亿最后定格在10万亿。美国9个月的GDP都消失了，而他们还不知道该如何衡量，对危机的严重估计不足是危机深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亚洲开放银行对全球金融机构的总的损失估算最后定格在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庞大的数字已经距离一开始的估算相去甚远了。

过去30年，美国历史上出现了100次大大小小的银行危机，只有4次动用了财政部公款，其他都用美联储的余款。为了拯救经济，布什08年9月21日提交国会报告7000亿救市计划。3天之内，包括卢卡斯等诺奖得主在内的全球130个经济学家，联名反对这项拯救措施。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家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但至少还知道不能干什么。

格林斯潘说美国遇到了百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个要和30年代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但是30年代的大萧条失业达到25%，GDP下降40%。现在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格林斯潘都说错了，我们还能轻易的相信谁呢？

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前，没有一个人说东南亚经济会出问题。美国新千年前，没有人说经济泡沫会破灭。天花乱坠的时候没人看到危机。凡是该预测的时候，经济学家都是一个声音，却没有一个人用经济理论给出经济发展的方向。阿根廷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刊物开始抨击经济学家，原文的英文评价我忘记了，翻译过来大概就是：“我靠，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这全怪我们的经济学家吗？似乎也不能这么说。到现在经济学从理论上对很多问题始终没有解释，也没有一个正规的思路让这些问题变得可以讨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我发现他们之间基本上不可交锋，也分不出胜负。回头去看，假如很多经济现象在经济理论里变得不可讨论，这似乎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这是这个学科的问题。

现代经济学理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矛盾却被我们忽视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讨论经济危机的理论中，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货币。可是我们学的经济理论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讲生产函数，基本没有货币什么事，宏观经济里的货币也只是名义值。那么我们学到的都是对的吗，那是否是对经济问题的决定因素呢，似乎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

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生产函数，而是货币。进一步说，经济学要研究的不是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而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今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